白癜风分期治疗 http://pf.39.net/bdfyy/bdfzd/150714/4655773.html摘要：关于高昌回鹘时期的棉花种植，汉文史料记载甚少，幸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对此多有反映。棉花种植是高昌回鹘普通家庭的副业，在粮食作物之外，有余田有余力的家庭会种植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棉花在高昌回鹘民间的借贷文书中也频频出现，人们还以之缴纳赋税。回鹘棉花为籽棉，随着回鹘人在中原的活动，逐步东传至内地，与岭南地区传来的木棉交汇于中原。
关键词：高昌回鹘；棉花；非洲棉；回鹘文文书
棉花原为热带植物，非中国所产。针对棉花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界多有研究，基本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来临之前，旧大陆的野生棉经过人工栽培，主要有非洲棉与亚洲棉两个品种。非洲棉又称“草棉”，属于籽棉，约在公元初经由贵霜王朝而东传至西域绿洲国家；亚洲棉又称“木棉”，原产南亚次大陆，约在战国时期传入了中南半岛，嗣后继续北传而入云贵高原和南方丘陵地带。[1]
就西域所产棉花而言，绝大多数学者佥指为非洲棉，当可信从。[2]西域先民至迟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籽棉的种植技术，并因地制宜，有所改良。
一、回鹘西迁前西域植棉业的发展
西域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南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是包含了中原王朝*权以西的广大地域，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乃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植棉业在西域的扩散，大抵始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有大量证据表明，南疆地区在高昌回鹘西迁之前，棉花种植业已经非常发达。我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了关于棉花的记载，且根据棉花出产地而给予不同的称呼，其中产于西域的棉花（非洲棉）被称作“白叠”“帛叠”“白緤”“白迭”等，以别于南方棉花（亚洲棉）的名字——“吉贝”“织贝”“劫贝”“迦波罗”等。有学者对这些名称进行了鉴别，指上述棉花不同称谓的形成乃肇源于对外来语的音译，转相传变而致。[3]一方面，棉花种植较晚的区域会采纳来源地的语言，另一方面，当时的棉花对于中原人来讲并不常见，所以未能形成专门而统一的术语。
中原人认识南方木棉要早于西域草棉，南方木棉先于西域草棉引入中原。战国后期，南方所产的棉花与棉纺织品已经为中原人所知晓，但对这种木棉之生理特性，中原人并不清楚，误认为是用南方乔木之纤维织成，故有“木绵树”之谓。后来，为了区别于西域来的草棉，遂加“木”字而称“木绵”。[4]成书于北齐时期的《齐民要术》引《吴录·地理志》，对南方木棉如是描述：“交阯安定县有木绵，树高丈。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緤’，一名‘毛布’”。[5]此书堪称6世纪前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字未提西域棉花。
最早记述西域棉花与棉布的官方正史是成书于贞观九年的《梁书》，其中有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6]这条史料的准确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其实在《梁书》之前有很多疑似西域植棉的史料，学者们已经分别予以解释，只是人言言殊，未能达成共识。兹简要列举一二：
《史记》载：“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南朝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注榻布为白叠，却被《索隐》和《正义》所否定。[7]
《汉书》迻录前文，亦载：“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三国魏孟康注：“荅布，白叠也。”此说亦为颜师古所否定，注其为“厚重之貌也”；注“荅布”为“粗厚之布也，其价贱，故与皮革同其量耳，非白叠也”。[8]
《后汉书》载：“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9]章怀注引《东观记》曰“都”为“荅”，并根据《汉书音义》释为“白叠布”。
《太平御览》引《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帝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未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布鲜洁也。”[10]其后又专门有“白叠”条，其中确定是西域文献的是引吴笃《赵书》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献珊瑚、琉璃、白叠。”[11]
初唐成书的《括地志》记载：“跋禄迦国出细好白?、上细毛罽，为邻国中华所重，时人号为‘墨禄?’，其实毛布也。”[12]《旧唐书》言高昌“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13]《新唐书》载高昌“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14]“土贡丝、?布、氈、刺蜜、葡萄五物，酒浆煎皱干。”[15]这些史料足证，在回鹘西迁之前，西域植棉业即已获较大发展。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棉花在西域地区曾得到广泛的种植。年，在*西南部民丰县东汉墓葬里发现了蓝白印花布和粗布手帕，[16]都是棉纤维织造的。后来发现墓中还有人物动物纹棉布、绣花棉布裤等棉质织物。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棉织物到底是土产品还是舶来品，需要认真对待。过去，学界一直将其视作“地产”，其实是错误的。诚如夏鼐先生所言，这些棉织物“当是印度输入品”。[17]同年，在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北朝墓葬中又有蓝白印花棉布出土。[18]也可能为印度之输入品。与之不同的是，在罗布泊地区老开屏、楼兰古城东郊东汉墓出土有棉花与棉布还有絮棉。[19]在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营盘一处汉晋时期的墓地中，出土了棉籽、丝棉与棉布，只是在整个墓葬的纺织品中所占比例较小。[20]在图木舒克市脱库孜沙来遗址晚唐地层中，不但发现了棉织品，还发现了棉籽。经鉴定，为非洲棉的种子。
吐鲁番哈拉和卓88号墓出土有《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编号：75TKM88:6(b)：
1承平五年岁次丙戌正月八日道人法安弟阿奴2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地丘慈中3锦一张，锦经锦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4要到前年二月卅日，偿锦一张半。[21]
吐鲁番哈拉和卓99号墓出土有《北凉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编号：75TKM99:6(a)：
1承平八年岁次己丑九月廿二日翟绍远从石阿奴2买婢壹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3贾(价)则毕，人即付。若后有何(呵)盗仞(认)名，仰本4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5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丘慈锦七张，入不6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7券唯一支，在绍远边。倩书道护。[22]
这两件文书之锦主同为翟绍远，而且两件文书上同有石阿奴，可以确定，二者原本埋于同一墓地，后被扰乱。原始埋葬地应为哈拉和卓88号墓。[23]
道人法安及其弟阿奴从翟绍远处所举借之锦为“高昌所作*地丘慈中锦”，丘慈即龟兹。说明这张*色的锦是在高昌制作的，乃根据龟兹锦仿制，特点为“锦经锦纬”，是见，龟兹纺织技术对高昌不无影响。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号高昌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几何纹织锦，系用丝、棉两种纤维混合织成；在阿斯塔那13号晋墓中出土了一件布佣，衣裤咸用棉布缝制。[24]这些发现，可以证明自东汉历魏晋南北朝至唐，西域棉花种植由来已久，相沿不绝。但是，在*出土的时属2~5世纪佉卢文文书中，载有许多纺织品的名称，唯独没有用以表示棉花的词。[25]佉卢文文书的主要发现者斯坦因曾言：“弄清垃圾中是否有棉织品，对于考古研究很有意义，因据我至今为止的发掘经验，只有唐代或其以后的废址中才有这类东西。有鉴于这一标准，此处我必须说明，哈塞克博士在分析了我们提供的样品之后，发现从安迪尔堡墙下挖出来的碎片中，根本没有棉制品，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垃圾堆较为古老的结论。”[26]综合上述考古发现，可以认为，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棉花在西域已有种植，至高昌国与唐西州时期，棉花种植在西域，尤其是吐鲁番一带已非常普遍。
回鹘西迁前*出土棉籽、棉织品分布图
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之外，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西域棉植业有着丰富而明晰的记载，如斯坦因所获Or.-《高昌某人负官、私麦、叠花帐》有“叠花九十”之载。[27]在Or.-《高昌某人负人麦、豆、叠花账》中有“叠花一伯廿斤”[28]之谓。这些文书均为高昌国时期（~）之物，其中的叠、叠花，与文书中同见的粟、麦、豆等一样，都是高昌国统治者向百姓征纳的赋税。[29]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叠花单位的数量之大，已超过粮食作物麦的征收质量。既然棉花已经被统治者作为赋税征收，而且数量庞大，是证棉花的种植量大，种植范围广。
唐西州时期，棉花种植进一步发展，大谷文书Ot.Ry.《物价文书》叙述了棉花与棉花制品在西州高昌县的物价：
1.粗緤壹尺上直钱拾壹文次壹拾文下2.緤鞋壹量上直钱叁拾文次贰拾柒文3.緤花壹斤上直钱柒文，次柒[30]
从《物价文书》中，不难看到棉花及其制品已走向市场，有明确价格。以理度之，当时西州地区之棉花生产已颇具规模。
二、高昌回鹘植棉业的兴盛
年，称霸漠北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其中，迁入中亚融合其他突厥语族群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迁入河西走廊者先后建立甘州回鹘王国和沙州回鹘国迁入西域者则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
回鹘西迁之前，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但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汗国都城斡耳朵八里以及鄂尔浑河畔的考古发掘证明，在唐代即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农业区，灌溉田园的渠道网遗迹比比皆是，而且在很多居所中还发现有台架和磨盘。[31]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南逃的乌介可汗还曾致书唐朝，乞请种粮等物。唐朝回复说，一定满足他的请求：“所求种粮及安存摩尼……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32]既然需要种粮，自必为农耕所需。这些都说明，当时回鹘农业确有一定发展，而且在汗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回鹘西迁*后，很快便适应了当地地理气候条件，学习当地先进的农耕技术，继承并发展了当地旧有的绿洲农业，在“掌握绿洲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而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33]大量的回鹘文文书反映了高昌回鹘农业经济的发达，而植棉业在整个汗国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文史料对高昌回鹘植棉业有非常简略的记载，如《宋史》引王延德行纪，云：“高昌……出貂鼠、白?、绣文、花蕊布。”[34]洪皓《松漠纪闻》载回鹘地产“绵毛?狨”等。[35]吾人固知，?为草棉，但洪皓所言“绵”是否与草棉有关，不得而知。
回鹘文文书中有很多资料与高昌回鹘植棉业相关，“棉花（k?p?z）”一词常有出现，大抵包括租赁土地开辟棉花种植园，棉花租赁，棉花质量鉴定、棉花运输与销售等实际问题，遗憾的是，文书中所反映较多的是粗棉布（b?z）而非棉花，即使出现了棉花，也是作为商品、抵押品、赋税等社会角色的成品棉花。至于棉花的栽培与收获等，所有的回鹘文资料均了无反映。
苏联学者吉洪诺夫（Д.И.Тихонов）指：棉花种植是高昌回鹘普通家庭的副业，在粮食作物之外，有余田有余力的家庭会种植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而且每个种棉花的家庭都用棉花制作粗棉布——鲍兹（боз）或科克普（кокпу）。[36]这里所谓的鲍兹（боз）即b?z，德国学者热合曼（Simone-ChristianeRaschmann）推定为汉语“葧”的对译字，[37]可以信从。科克普（кокпу），实乃官布的早期拼读，今一般读作qunbu或quanpo，应为一种亚麻布。[38]回鹘文文书中提及棉布者甚多，却很少涉及棉花。棉布作为棉花的纺织品，可以推想，既有大量棉布生产，必有相应数量的棉花供应。
对于高昌回鹘的棉花生产，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大谷文书Ot.Ry.《回鹘天可敦下西州洿林界园子种田簿》载：
1.天可敦下洿林界园子曹庭望青麦叁亩、緤肆亩、小麦伍亩。2.□弥緤叁亩，青麦贰亩。曹纵纵糜叁亩，弟润那粟壹亩。3.奴、青麦陆亩。弟华子青麦贰亩、粟玖亩。[39]
文书时代应在8世纪末以降。[40]以上文书将曹家土地耕种的状况进行了叙述，棉花如同粮食作物麦、糜、粟一样，都是农业基本作物，种植面积不小。同汉文文书比起来，回鹘文文书中并没有留下直接的相关资料，但租赁文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如U(TM,D)回鹘文租佃契约：
1.taq??uy?likindi(ay)onyang?qa2.mangabayt(?)mürk?k?p?ztar??u3.yirk?rg?kbolupt(?)mi?ining4.busuwtaq?uduruborluq?non5.t(?)ngk?p?zyaqaqatudtumbu6.[bu]ont(?)ngk?p?zniküzyang?da7.ba??ta??birl?birürm?nbu8.borluqn?ngn?gükimqalan?qaw?d?9.borsarm?nt(?)mi?ibilürm?nbay10.t(?)murbilm?z[41]鸡年二月初十，我巴依铁穆尔（BayTamur）因需要种棉花的土地，于是以十秤子棉花的租金，租种了塔米赤（Tamichi）的位于该水渠对面的葡萄园。这十秤子的棉花，我将于初秋时节全部偿还。该葡萄园所有的卡兰税（Qalan）由我塔米赤负责，巴依铁穆尔概不负责。
该契约反映了高昌回鹘民间种植棉花的情况。佃户巴依铁穆尔于鸡年二月租借地主塔米赤的土地，以种植棉花。其地原为葡萄园，位处“水渠对面”，适宜棉花生产并且便于引水灌溉。
棉花借贷在高昌回鹘民间更为常见，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关系之一，并由是而产生了很多借贷文书，借贷物多为银子、芝麻、棉布、酒、谷子等。[42]棉花在高昌回鹘民间的借贷文书中也频频出现，如U(TIID43)回鹘文借贷文书：
1.tonguzy?lü?ün?ayalt?y?grmik?2.mangausin?k?k?p?zk?rg?kbolupsaur?ya-3.?irtint?rttangk?p?ztü?k?alt?m4.küzyang?tayititangk?p?zk?nib?rürm?n5.birgin??baryoqbolsarm?ninimbudruq’?wd?kil?r6.birl?b?rzünbirm?dink??ürs?rm?nilyang???7.as???birl?b?rürm?n[43]猪年三月十六日，我乌斯纳（Usina）因需棉花，从索里亚失里（Sauriyashiri）处借了四秤有利息的棉花。秋初，将如数归还七秤棉花。如归还前我发生什么，将由我弟笃博卢克（Dubruq）及家中人偿还。如未按时归还，就按民间惯例连同利息一起归还。
是见，高昌回鹘社会中已经普遍出现了付息借棉的情况，一批庄园主和高利贷者对棉花进行囤积以求借贷，并且已形成了“民间惯例”。按照契约，到秋初，乌斯纳需偿还索里亚失里七秤棉花，其中四秤为本，另外三秤为利息。如果不能按时偿还，那么就要按照民间惯例进行处罚，需要偿还的棉花会更多。通过放贷者与借贷者的协议，可以看出，借贷利息是很高的。
像以往的高昌统治者一样，在高昌回鹘国，棉花同样可以作为缴纳赋税之物。从回鹘文契约可以看出，在高昌回鹘王国内，qalan、qurut、tütün、qab、alban、yasaq、sal??、bas?q、tesiq、qov??、tütünot?、birt和b?z，都是缴纳货币、产品和徭役义务的对象。棉花税是农民缴纳给*府的一项税种，有“xanl?qtepyar?mb?z”即“半包棉花缴纳给国王的税”。其他的税如果按时交不上，则可以用特别规定的物资来代替，至少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例如有“borqabepb?rb?z”即“棉花代替葡萄酒税”，以及“yungla?l?zb?z”即“棉花代替徭役”。[44]
由是以观，棉花本身可充当赋税，也可代替其他税种和徭役。众所周知，酿造葡萄酒是高昌地区传统的手工业，而承担徭役是古代国家基层社会中每个人所必需的。[45]它们都可以用一定量的棉花来代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棉花在高昌回鹘王国中的普遍及其在农业经济中期地位的重要。
在高昌回鹘的摩尼教寺院经济中，棉花也得到广泛种植，并作为赋税的一种，由寺院来征收。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为此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珍贵记录。该文献系由*文弼先生在*进行考古时所发现，原件现存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号为：总T,82。其中第~行对棉花种植有如下记载：
.m?nligsangunolan?arslantongainisibirl?.künki?o?lan???a???bolm??·but?rtilig.ki?ibir?r???k?p?z?d?pklürzün·yarmanistanta.ikikürik?p?zbirzün·alt?kürik?p?zqo?umanistan-.qaklürzün.[46]芒立克·散棍·奥格朗尼（M?nligSangunOlan?）、阿尔斯兰·同阿（ArslanTonga）之弟和昆·乞牙·陶格朗尼（KünKi?O?lan?）、木匠鲍勒迷失（Bolm??），这四个[属于]王家人要各送交一石棉花，要交给交河摩尼寺送交二斗棉花，要向高昌摩尼寺送交六斗棉花。
依文书，可看出那些作为寺院附庸而存在的人，需要向寺院缴纳一定数量的棉花作为实物税，棉花的单位由石（???）来衡量。从文书看，当时回鹘寺院中棉花的产量是不少的，需要精耕细作，也要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园作为场地，一定数量的农民或农奴作为劳动力。是见，高昌回鹘王国的棉花已经充当了基层经济生活的主要产品，它作为赋税缴纳给*府与庄园主，即使一篇文书中规定的数量也是较大的。足见其生产之繁荣。
在回鹘文文献里，经常可以看到以棉布为媒介进行具体交易的文书，而棉花交易也是非常普遍的。与棉布不同的是，棉花是作为商品而非一般等价物出现的，尚在田中生长的棉花称K?p?z，已摘取但尚未纺织的棉花称batatu-bitatu。就其质量而言，又分taz（粗糙）和yum?aq（柔软）二种。文献中多次提及喀什噶尔和于田的棉花质量，而不同产区的棉花在打包的时候，“始终会在质量问题上打着印记”，如“lui??unkidinint?yor?r?uolo?ū?otuzb?z”即“二十三件打着喀什噶尔印记的棉花，在柳中那边交易”。显而易见，不同地区的棉花质量在业内已经有了一定的标准，棉花在贩运过程中需要标明产地，销售者和消费者都会据此对棉花质量有大致的评估。于是，在回鹘文文献中，已经对棉花形成了度量原则，并有了其质量高低的划分标准。这已经非常专业，高昌回鹘社会重视的是棉花质量，而非棉花本身，这是植棉业发达程度的较高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棉花出现的频度远远低于“棉布”。棉布的种类更多，有“细棉布”“粗棉布”之别，更有一种特别的“高昌棉布”，体现了社会从“细棉布—粗棉布—高质量棉花—低质量棉花—棉花”的一种认知，也论证了回鹘文文献中只有棉布、棉花成品没有植棉业本身记载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专门的棉花名词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就是高昌回鹘发达的植棉业和与之相应的巨大棉花产量。在此基础之上，成品棉花才能作为基本赋税、借贷物品、常用商品出现在各类文书之中。
上述史实证明，棉花种植在9世纪至13世纪的高昌回鹘王国是非常繁荣的。
三、高昌回鹘与中原棉植业的发展
年，成吉思汗西征，高昌回鹘统治者归顺蒙古。由于回鹘不但没有对蒙古人的征伐实施*事抵抗，而且，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伊朗、西夏的战争中，还给予帮助，立有战功，因此，回鹘人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渥，王国得以一种半独立的状态继续存留。大批高昌回鹘人入居内地，不少人在蒙古宫廷或地方*权中担任各种官职，形成“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47]的局面。回鹘丰富的植棉经验也于此时传入内地，见于记载的最早传入地是陕西汉中。元代散曲家蒲道源在《顺斋闲居从稿》中对回鹘人在陕西汉中西乡县传播植棉技术有如下记载：
候畏吾儿人氏，名燕立帖木儿，阀阅名家，以至治三年（）由平凉府判官转莅兹邑（指陕西西乡——引者）……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自兴元（陕西汉中）求子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48]
是知，早在至治三年之前，西域的植棉技术已经在陕西汉中引种，经由回鹘人燕立帖木儿的推介，进一步引种至陕西西乡。
自晚唐至元代，今中国版图内，草棉种植技术主要掌握在回鹘人手中。草棉之所以能够在元代引入中原，得到广泛种植，想必与元代回鹘人大批入居内地息息相关。燕立帖木儿在西乡传播植棉技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
回鹘农学家鲁明善少年仕元，做过靖州路、安丰路等地的达鲁花赤。任职期间，大力奖励农桑，发展生产。延祐元年（），出任安丰肃*廉访使，著《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其中有南方地区培植木棉的记载：
先将种子用水浸，灰拌匀，候生芽，于粪池内每一尺作穴，种五七粒。候芽出时，稠者间去，止存。旺苗二三窠。勤鉏，常时掐去苗尖，勿要苗长高。若苗旺者则不结。至八月间收棉。[49]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鲁明善对木棉生长了解的精细程度，从播种到生芽，再到出苗，到收棉，每个过程都非常熟悉，并予以总结，以指导全国的木棉生产。
对于植棉史而言，回鹘人将西域的农作物与种植技术带来内地。而此时，一直局限于东南丘陵的中棉和岭南地区的海岛棉，也受到了回鹘农学家的重视，他们通过实践，也为其他棉种的栽培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经过广泛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元代广大农民，通过生产实践已初步掌握了一整套棉花种植技术，对棉花生长过程中的各项特征，从*府到普通农民，都有了一个清晰的理性认识，这集中体现在了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大量涉及棉花种植农业生产书籍。关于棉花栽培的方法，从下种、浇水、间苗、打心至摘棉，元代初年由司农寺编纂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就都有详细的指导过程。
明代棉花的种植技术，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棉花亩产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清代棉花的集中产区又有发展。我国形成了山东丘陵区、*河流域、华北平原、苏湖地区、江汉平原等五大棉花集中产区，逐渐为近现代的棉业生产格局打下了地域基础。
服装与被褥原料主要解决人类生存必备的保暖问题，在我国社会生活史上，我国衣被原料格局经历了由桑蚕、丝麻为主到以棉花为主的演变。宋元以前，中原地区衣被原料仍以蚕丝、麻、葛、苎等为主，丝绸虽细腻、保暖、舒适，但生产繁琐，价格昂贵，官宦富人多衣丝帛。葛麻较粗糙，保暖性差，生产较易，成为普通百姓的主要衣被原料。随着元代棉花在内地本土化的深入，中国衣被原料也从丝麻为主到以棉花为主，原本丝麻一统天下的衣被原料格局被打破。元代以来，随着大量回鹘人深入内地，棉花种植区域及纺织技术迅速发展，棉花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四、高昌回鹘植棉业在世界棉植史上的地位
与高昌回鹘同时，世界各地不少地方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植棉业的生产，汉籍史乘集中记载了我国南方木棉的棉业生产情况，阿拉伯文献则记载了阿拉伯国家视域范围内的植棉问题，回鹘文文书也记下了其他地区的相应棉产。县根据以上三大史源提供的线索，逐一进行分析。
（一）汉籍史乘中南方木棉
高昌回鹘王国历时数百年，与之同时代的中原王朝分别是晚唐、五代十国、两宋和元朝。这个时段，中原板荡，与西域的联系减少；而斯时经济重心持续南移，南方开发的速度加快，是故，汉籍史乘对南方木棉的记载远远要多于西域草棉。
北宋史乘记载海南棉业持续繁荣，并偶有北传，如福建丘陵的木棉已传播至岭南，易取而多用，深受人们欢迎。[50]《太平寰宇记》载：“[琼州]有夷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法，需以威伏，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并将“吉贝布”作为土产来看待；[51]同书又记雷州“山上有炭坑，又有木棉树，一实得棉数两，冬夏花而不实”。[52]及至南宋，海南棉已成为*府征税的主要对象之一。由于征敛无度，一度造成人民不堪重负的局面。《宋史·崔与之传》载：“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裳，工作皆妇女，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与之皆为榜免。”[53]
南宋周去非记载了木棉在海南以及雷州半岛的种植情况，首先记述棉花植株：“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如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棉”；继而将棉花从去籽到纺织的加工过程作了简要的梳理：“有黑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最后记载对棉花质量的评定方法：“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多品矣。”[54]从这些记载看，虽然木棉加工器具简陋，生产方式落后，但木棉种植与加工已蔚然成风。
《资治通鉴》记载南平国（~）有“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胡三省注曰：“木绵，今南方多有焉。于春中作畦种之，至夏秋之交结实，至秋半，其实之外皮四裂，中涌出，白如绵。土人取而纺之，织以为布，细密厚暖，宜以御冬。”[55]按，胡三省生活于宋末元初，虑及籍贯为台州宁海，对木棉的性状当有着清晰的了解，故而从种植到纺织再到御寒的功能，都能给出详细的注文。
不过，宋代棉花之利尚局限于闽广与海南，虽偶有北浸，但规模不大。及至元朝一统，地区间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交融，植棉业的大发展遂应运而生。
（二）阿拉伯文献所见的南亚、西亚、东欧植棉
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世界文明昌盛，幅员广大，建立了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穆斯林高度的宗教热情和商业经济水平，都要求大规模地展开对外贸易。于是乎，阿拉伯人的足迹遂踏遍整个旧大陆。
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位于两河流域，土地肥沃，哈里发认识到农业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奖掖耕织，发展手工业。经济的繁荣为帝国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棉花是两河流域的重要作物，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地区生产棉织品、薄棉纱，以“摩苏尔纱”名扬世界，在穆斯林商人贩运的商品里，就有很多棉织品。[56]棉以及棉织品是阿拉伯商人输入到中亚、拜占庭与东非的主要货物之一。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撰《道里邦国志》的记载看，阿拉伯通往旧大陆各地的商路很多。交通的发达，势必会带动两河流域棉业向世界各地的扩散。
在阿拉伯帝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道路中，有通往九姓乌古斯者，《道里邦国志》写作Tughuzghur。《道里邦国志》在“从扎敏到拔汗那的道路”一节中，记述了一些唤作九姓乌古斯的地方，其领地同中国、吐蕃、葛逻禄、寄蔑、古斯、杰富拉、白伽纳克、突骑施、艾泽库什、黑夫沙贺、黑尔黑斯、海赖吉等诸邦国的领地相接。[57]按照文献所示的名称与方位，我们可以确定九姓乌古斯即高昌回鹘无疑。此外，还有通向东亚的商路，而这些道路往往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需途次撒马尔罕和*等地。[58]《宋史·大食传》中常载奢华纺织品，诸如“红丝吉贝”“五色杂花蕃锦”[59]等。阿拉伯商人输入到中原王朝的棉花与棉纺织品，也极有可能是借道高昌回鹘转运而来的。
在10世纪晚期成书于萨曼王朝的《世界境域志（Hududal-‘ālam）》中，提及众多地区的植棉业情况，如控制南部卡尔纳提克地区和北部恒河盆地的达胡姆邦的五大城——N.Myās、哈尔坎德（Harkand）、乌尔兴（ūrshīn）、S.M.Nd.R、安德拉斯（Andrās）——就“出产大量的好棉花，这种棉花[生长在]树上，可以产棉许多年”。[60]结合《道里邦国志》所记斯里兰卡岛的开姆开姆（Al-Kamkam）有“棉质天鹅绒衣服”[61]，与之形成了一个经济文化区；徒苏勒（Tusūl）邦(位于缅甸附近，有可能是缅甸史上的骠国)隔山与中国毗邻，“其衣服都是棉质的”；[62]伊朗东北部包括今阿富汗的呼罗珊地区，是通往南疆的门户，出产各种织物、丝、棉，马雷出产“好棉花”，库希斯坦附近村落专门出产棉织品，结合《道里邦国志》的记述，呼罗珊省区贡献的税收有“坎代吉娅（Al-kundajiyyah）”粗布匹[63]，盖为棉粗布；伊朗南部的巴姆地区也是中古时期的重要商业城镇，该城的主要出产，便是棉织品、穆斯林用的头巾、巴姆头巾，笔者认为作为商业中心的巴姆，必然集中了外地的棉花以及棉织品，毕竟织作穆斯林头巾供应整个地区是一个不小的批量；同时，呼罗珊外围地区也是棉织品生产的村落，如今天位于坎大哈以西布斯特堡的不思忒（Bust）不但生产棉织品，还“运往其他地方”[64]；花剌子模的首府柯提（Razh），是南疆、河中、可萨的商业中心，该城“饶于财”[65]，而且出产棉织品，同上文提到的巴姆地区一样，笔者认为棉织品既是柯提的主要产出品也是它作为中心市场所提供的主要商品；吉巴勒省也是棉织品的大量产出地，今德黑兰附近的剌夷（Rayy）出产棉花与棉织品；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罗斯国“用一百腕尺的棉布缝制裤子”[66]，与以上地区类似的还有里海南部的低廉地区、两河流域、阿塞拜疆省、亚美尼亚省、阿阑省，限于篇幅，不再赘举。
《世界境域志》对世界各地植棉情况的记载较为详尽，但由于该书“资料皆取自前人的著作和先贤们的回忆录”[67]，所以其反映的历史有些地方是早于其成书时代的，而有些地方则是作者根据自己见闻新加上的。书中大量章节中记载了棉花、棉织品、棉服，虽只鳞片羽，但认可勾勒出一个棉花与棉织品生产带的大致轮廓。《世界境域志》以中世纪为大背景，以阿拔斯王朝为时间范围，在旧大陆版图上进行宏观观察，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朗高原、里海沿岸、两河流域到印南亚次大陆、河中地区、帕米尔高原都有棉花种植与棉纺织品产出，可与《道里邦国志》相表里，从而为高昌回鹘植棉业研究提供世界区域的大背景。
（三）汉籍史乘与回鹘文文书所见中亚、南疆、北疆的植棉业
高昌回鹘植棉业的发达，不止表现在汗国内部棉花生产的繁荣，也表现在了与异域的棉花交换，很多回鹘文文书中记载了在中亚国际市场上棉花交换的实际情况。高昌回鹘商业发达，“对中亚游牧民族之贸易，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回鹘人和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内的突厥商人。某个时段，回鹘人独占了中原、漠北的贸易”。[68]而高昌回鹘时代，西域“农产品主要是在各绿洲的内部进行贸易。至于各绿洲之间贸易的产品，只有棉花是可以肯定的”。[69]
西域绿洲早在回鹘西迁前植棉业就已经发展了起来，棉花在高昌回鹘的周边绿洲国家也有种植，《宋史》卷四九〇所记的几个西域绿洲国家里都有棉花出产，如于阗国所贡便有“花蕊布”；[70]龟兹国“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71]。这些均为高昌以西绿洲地区植棉情况的如实反映。
从敦煌文书看，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使用棉布非常普遍，记载棉布种类很多，敦煌文书虽未明确记载其中部分棉布生产于敦煌当地，但从敦煌文书记载到棉布征收方式等情况看，当生产于敦煌当地。[72]根据《宋史》的记载，这个时候位于敦煌东边的甘州回鹘在向中原王朝所进贡的物品中，也有了“细白叠”。[73]足见斯时棉花生产地域至少已经延伸到河西走廊的西端。
以上是两宋时代汉籍史乘关于西域植棉业的记载，在回鹘文文书中，有一些文书提到了汗国内部的棉布交易，如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Ot.Ry.a-b《库玛尔·托和里利的债务记录》有言：
12.-nungs?q?ntutupqo?ub[?]z–inal?pqumarto?r?lbi?-bal?q13.–tabirimin-k?birmi?yanabi[r]y(i)g(i)rmitangk?b?zbuoqbirim–k?14.birgüiltyük?rti·qumarto?r?lbi?-bal?q-t?nk(?)lmi?-ta15.birimartt?tipk?lipyanayuzt?ngk?b?zal?m??-s?借到高昌棉布后，库玛尔·托和里利（QumarTo?r?l）为还别失八里的债，又付了十一担棉花，应还的这些债已带走。库玛尔·托和里利在从别失八里来[人]时因[又]来说支出增多了，[于是]又给了一百担棉花，是其讨债。[74]
别失八里，即唐代庭州，又作北庭，位处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校释文中表示“支出的对象大多是有官职之人，该文书并非一般支出账目，似是一种缴纳贡赋之记录”，阐明了西域地区不止高昌善于植棉，北疆的别失八里同样是植棉大区。况且，北庭与高昌在高昌回鹘王国的建国史上是有着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的，库玛尔·托和里利的跨地区债务关系，恰好可提供最佳脚注。
前文提到，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多次提到不同产区的棉花在打包时“始终会在质量问题上打着印记”，而且“有几次提到了喀什噶尔和于阗棉花的质量”。“lui??unkidinint?yor?r?uolo?ü?otuzb?z”即“二十三件打着喀什噶尔印记的棉花，在柳中那边交易”。喀什噶尔、于阗早在11世纪初就在喀喇汗王朝的扩张中被征服，以且末县为界与高昌回鹘汗国的南部分土划疆。[75]从上述文献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喀什噶尔作为一个地名的印记被打在棉花包上，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无从得知这批棉花的具体产地。按照葛玛丽的解释“喀什噶尔和于阗棉花的质量”，这两个地方是棉花产地的意向更多一些，而且高昌回鹘人已经对该地所产的棉花质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高昌回鹘王国时代，世界植棉业处于稳步上升期，南起中南半岛，北到东南丘陵，西至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河中地区、里海低地、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恒河平原，各地都形成大小不同的棉花生产与交流中心。维吾尔族史学家艾布·福图赫·阿卜杜勒·加法尔·阿勒马伊所著《喀什噶尔史》谈到了萨曼王朝商旅来到阿图什经商的情景，引用了伊斯塔赫里所谈到的河中地区物产，那里的棉花除了自给自足之外，其“棉布服装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运往各地”。[76]阿图什距离喀什噶尔、和田等地均不远，可见萨曼王朝与喀喇汗王朝常有棉花上的交易。此外还讲到运往突厥地区的主要货物就有棉花，这里所谓的“突厥地区”即应包括高昌回鹘在内。是见，作为喀喇汗王朝都城的喀什噶尔，也是一个棉产交易中心（当地考古发现中即常有棉籽）。喀喇汗王朝西接萨曼王朝，东联高昌回鹘，形成了一条国际棉业产销链。
13世纪，蒙古帝国实现了旧大陆大范围的统一，打破了世界隔绝状态。我国南方木棉北上，西域草棉东进，二者在内地实现交汇，进而掀起了一场植棉业与棉纺织业的革命。高昌回鹘植棉史悠久，期间又与周边棉产区进行了大规模交流，高昌棉布质量之高在回鹘文文献中常有提及，也是学界所公认，它很可能已经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植棉技术。在高昌回鹘人的生产经验与我国传统农耕民族聪明才智的结合下，使得我国植棉业刚刚起步便迅速达到先进水平。
作者简介：李阳（-），河北保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杨富学（-），河南邓州人，博士，陇东学院特聘教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
注释：
[1]胡竟良：《我国古代植棉考略》，《胡竟良先生棉业论文选集》，南京：中国棉业出版社，年，第7~13页。
[2]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胡竟良认为，传入*者为“印度棉”，即亚洲棉也。见胡竟良：《关于棉业的史料》，《胡竟良先生棉业论文选集》，南京：中国棉业出版社，年，第3页。
[3]胡竟良：《我国古代植棉考略》，《胡竟良先生棉业论文选集》，南京：中国棉业出版社，年，第8~9页。
[4]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5][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一〇“木绵条”，北京：农业出版社，年，第页。
[6]《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8]《汉书》卷九一《货殖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9]《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0][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布帛部·布》，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1]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布帛部·白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2][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四《西域》，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3]《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4]《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5]《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16]*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年第6期，第11~12页。
[17]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67页。参见武敏：《*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年第1期，第1页。
[18]*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年，图17。
[19]吐尔逊·艾沙：《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社会科学》年第1期，第页。
[20]周金玲：《*尉犁县营盘古墓群考古述论》，《西域研究》年第3期，第60页。
[21]中国文物研究所、*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89页。
[22]中国文物研究所、*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93页。
[23]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24]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年第10期，第48~49页。
[25]H.Lüders,TextilienimaltenTurkistan,AbhandlungenderPuss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3,Berlin,;R.Ch.Agrawala,AStudyofTextilesandGarmentsasDepictedintheKharosthīDocumentsfromChineseTurkestan,Bhāratīyā,Bombay,,pp.75-94;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年第1期，第9~20页。
[26]A.Stein,Serind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andWesternmostChina,Vol.I,Oxford:ClandonPss,,p.；[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2月，第页。
[27]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8]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9]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第55页。
[30]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京都：法藏馆，年，第18页。
[31]Д.И.Тихонов,ХозяйствоиОбщественныйСтройУйгур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X-XIVвв,М.-Л.,стр.29-30；[苏]吉洪诺夫著，姬增禄译：《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年，第26页。
[32][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5《赐回鹘书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第65页。
[33]杨富学：《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暨南学报》年第4期，第页。
[34]《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4页。
[35][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13页。
[36]Д.И.Тихонов,ХозяйсотвоиОбщественныйСтройУйгур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X-XIVвв.,М.-Л.,,стр.82；[苏]吉洪诺夫著，姬增禄译：《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年，第78页。
[37]Simone-ChristianeRaschmann,B?zinUighurBuddhistTexts,LandRoutesoftheSilkRoadsandtheCulruralExchangesBetweentheEastandWestBefothe10thCentury.DesertRouteExpeditionInternationalSeminarinUrumqiAugust19-21,,Beijing:NewWorldPss,,pp.-.
[38]郑炳林、杨富学：《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敦煌学辑刊》年第2期，第19~27页。
[39]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3卷，京都：法藏馆，年，第页，图版24。
[40]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年，第页。
[41]W.Radloff,UigurischeSprachdenkm?ler,Leningrad,S.2-3;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ウイゲル文契约文书集成》第2卷，大阪大学出版会，年，第72页；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42]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借贷文书概论》，《敦煌研究》年第1期，第77~84页。
[43]W.Radloff,UigurischeSprachdenkm?ler,Leningrad,S.;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ウイゲル文契约文书集成》第2卷，大阪大学出版会，年，第页；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44]A.vonGabain,DasLebenimuigurischeK?nigichvonQo?o(-),Wiesbaden,,S.60-6.
[45]田卫疆：《元代畏兀儿地区的葡萄酒酿制及向元大都供应葡萄酒相关史实辨析》，《元史论丛》第1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第60~65页。
[46]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年第4期，第页；GengShimin,NotesonanAncientUighurOfficialDeceissuedtoaManichaeanMonastery,CentralAsiaticJournalVol.35,No.3-4,,p.;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年，第45页。
[47][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第49册，No.，页c。
[48][元]蒲道源：《顺斋闲居丛稿》，《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编印，年，第~页。
[49][元]鲁明善著，王毓瑚校注：《农桑衣食撮要》三月条《种木棉》，北京：农业出版社，年，第57~58页。
[50]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51][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琼州》，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2][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雷州》，北京：中华书局，年，第3页。
[53]《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2页。
[54][宋]周去非著，屠友祥校注：《岭外代答》卷六《服用门·吉贝》，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年，第~页。
[55][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八三后晋天福四年冬十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56][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57][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34~35页。
[58][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59]《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60]V.Minorsky,Hududal-‘ālam.“TheRegionsoftheWorld”,aPersianGeographyAH.-A.D.,London,p.87；[萨曼王朝]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56页。
[61][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70页。
[62]V.Minorsky,Hududal-‘ālam.“TheRegionsoftheWorld”,aPersianGeographyAH.-A.D.,London,p.87；[萨曼王朝]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56页。
[63][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42页。
[64]V.Minorsky,Hududal-‘ālam.“TheRegionsoftheWorld”,aPersianGeographyAH.-A.D.,London,p.；[阿拉伯]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65]V.Minorsky,Hududal-‘ālam.“TheRegionsoftheWorld”,aPersianGeographyAH.-A.D.,London,p.；[阿拉伯]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66]V.Minorsky,Hududal-‘ālam.“TheRegionsoftheWorld”,aPersianGeographyAH.-A.D.,London,p.；[阿拉伯]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67]V.Minorsky,Hududal-‘ālam.“TheRegionsoftheWorld”,aPersianGeographyAH.-A.D.,London,p.49；[阿拉伯]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页。
[68]Cafero?lüAhmet,UygurlardaHukukveMaliyeIst?lahlar?,TürkiyatMecmuasi4,,S.4.
[69]P.Zieme,ZumHandelimuigueschenReichvonQo?o,AltorientalischeForschungen4,,S.;[德]茨默著，赵崇民、杨富学译：《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年，第页。
[70]《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8页。
[71]《宋史》卷四九〇《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72]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年第3期，第87页。
[73]《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74]羽田明、山田信夫：《大谷探险队将来ウイグル字资料目录》，《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京都：法藏馆，年，第~页；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75]杨富学：《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76]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编按：本文原刊《石河子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95—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相关阅读：杨富学单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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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